说到美国历史的分界线，永远绕不过内战。
美国内战几乎从各个层面改变了美国，其影响之深远绝对超过美国历史上任何一次变革，对官僚体制的改革也是一样。美国内战是一场总体战，南北双方几乎是倾全国之力搏杀，哪一边能动用更多的资源更快的交通胜利就属于哪一方。相比于南方的各自为战没有全局观的打法，北方在林肯的带领下可谓状态全开，靠着更广的铁路网和新铺设的电报网，白宫可以直接给前线将领发电报下指令。而在这种紧急状态下，一个臃肿而不济事的联邦官僚体系当然无法满足一场决定美国未来的总体战要求。物流运输，兵力召集，武器生产，医护设施，情报收集都需要一个健全而快捷的官僚体系支撑。随着战争的深入和发展，主要靠着恩荫制构建的美国联邦政府越来越疲于奔命，不过好在南方政府在谢尔曼将军的摧毁下先一步倒下，不然不堪重负的联邦政府估计也要散架。
相比之后的经济全球化工业化城市化等问题来说，战后重建是一个迫在眉睫的挑战。当时大多数南方州还处于军管之下，不仅联邦体制被战火摧毁的荡然无存，连州和地方一级的官僚体制都处于瘫痪状况。重建时期继续延烧的南北矛盾，军民冲突，重建腐败问题，加上华盛顿那里就重建主导权而闹得剑拔弩张的国会和白宫，官僚机构的改革还迟迟没有提上日程，毕竟大家注意力都集中在约翰逊总统的弹劾案了。而且现在官僚机构改革的阻力并不在白宫，因为作为官僚机构首脑的总统还是希望能有一个稳定运作的机构为其服务，而国会并不介意一边给人好处换支持一边给白宫添堵，而这时候恩荫制早就被称作“分赃制”了。
一直等到格兰特总统上台，白宫才终于正经的提出要改革官僚体制。挟内战英雄余威，格兰特勉强向国会提出建议设立选拔性考试，规范公职录用和晋升体系。可在林肯把总统制拔高到史无前例的境界后，接下来几十年直到西奥多罗斯福之前都是国会跑头马，其转折点就是约翰逊的弹劾案大大削弱了总统的权威。作为约翰逊的后继总统，格兰特在这特定的历史环境中也不敢做太多逆鳞的事情，毕竟约翰逊殷鉴不远，稍稍遇到点阻力后就马上偃旗息鼓，甚至表态认为“恩荫制”绝对不是一种腐败，而是一种“人性”。然后更是为国会马首是瞻，奴颜婢膝的说这体制改革全部有赖国会定夺。更何况格兰特本人也是一个任人唯亲的总统，自己也是靠着恩荫在共和党内组建小团体扶持亲朋好友，身边跟了一群称为“友谊骑士团”的铁杆安插在各部要职。在其任内海关和邮局弊案丛生，而这两个领域正是恩荫制最猖獗的地方。
短短八年，联邦政府贪污挪用的大案要案就数不胜数：炒作黄金重创经济的“Black Friday”，公私勾结瓜分关税的“New York Custom House Ring”（涉案人为格兰特任命的两位朋友和私人秘书），收受贿赂非法招标的“Star Route Postal Ring”（涉案人为格兰特的邮政部长），就任前夜私相授受的“Salary Grab”（格兰特和联邦法官收入倍增，国会议员每人5000），私征税款中饱私囊的“Sanborn Contract”（涉案人为格兰特的财政部长），尸位素餐滥分田地的“Delano Affairs”（涉案人为格兰特的内政部长），拿人钱财替人消灾的“Pratt & Boyd”（涉案人为格兰特的司法部长），团伙作案官官相护的“Whiskey Ring ”（国税局员工大规模涉案），以及分别涉及战争部长和海军部长的“Trade Post Ring”和“Cattelism”。
这个国家的联邦政府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时刻。
